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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导读
我想质疑的是：选择大学校长，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领域的“顶尖学者”。在我看来，如果真的是第一流的大学者，不该委以校长重任——让其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，对国家、对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。
其次，大学者不见得就能管好大学。我担忧的不是其行政经验（那是可以培养训练的），而是平日里特立独行（作为学者，那是美德；如果不是这样，很难成其“大”），一旦转化为权力很大的管理者，是否会变得刚愎自用？
作者简介
陈平原，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。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，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，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最初研究方向着重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，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，二十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，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。
中国缺优秀的大学校长（一般意义上的校长不缺），但更缺愿意且能够坚守学问的第一流的专家学者，这是我的基本判断。近些年，政府推行科教兴国战略，大量提拔学有所长者出任各级行政领导，而当官的好处又是那么明显，如此巨大的诱惑，使得稍有学术业绩且政治正确者，均跃跃欲试，希望得到提拔——不能当个省长市长，也得混个校长院长。只是一个孤零零的“教授”，没有其他头衔，不要说在社会上“没市场”，在大学里也会吃不开。
有感于学界之日趋势利，我撰写了《“专任教授”的骄傲》，在2007年1月16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刊出。这不是个别人的志趣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导向。所谓“官大学问大”，虽不是共识，但已成通例。近年偶尔参加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以及学术著作的评奖，深感目前这套评审制度，对于普通教授太不公平。
可“官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上者为国为民，下者蝇营狗苟，而无论上策下策，尊卑雅俗，全都必须殚精竭虑。同样的，从事专精的学术研究，也需要全力投入（即便如此，尚不能保证出一流成果）。两个“全心全意”互相打架，于是培育出众多“半心半意”的学者。如今的大学教授，聪明点的，多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——也在做学问，但随时准备收拾行李当官去。以前学校里的职务不算官，如今“换了人间”，有了科级、处级、厅级、副部级的分别，还有各种相关待遇。学校里开会，介绍来宾时，也都井然有序，从校长到院长到系主任到所长到教研室主任，中间还得考虑“正院长”“副书记”以及“校长助理”等错综复杂的关系。最后，才轮到“出席今天大会的，还有著名学者某某某等”，真让人啼笑皆非。
这一套“仿官场”的规矩，即便只是仪式，也都变成一种“无言的教诲”。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里，因热爱学问而拒绝出任各级行政领导的，不能说没有，但绝对是“稀有动物”。长此以往，期待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迅速提升，实在是难了点。在我看来，奖励优秀学者的办法，不是让他/她去当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，而是让他/她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。所以我才说，让第一流学者当校长，可惜了。
至于我谈第一流学者执掌大学后可能出现的弊病，那是在“学科文化”的背景下展开的。最近十五年，中国大学改革的趋势是，从单科学院向综合大学过渡，从小巧大学向巨型大学转移，这样一来，如何有效地管理大学，尤其是处理好主导学科与辅助学科之间的关系，是个大问题。
承认大学里有不同学术背景造成的隔阂，尽可能理解不同学科的不同思路、尊重其趣味与选择，这对于“术业有专攻”的前学者、现校长来说，是个巨大的挑战。不仅仅是“一碗水端平”，不过分看重、偏袒自己所从事的学科，其间更包括避免用自己学科的管理方式来“大力支持”其他学科。谈到这里，我举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为例。
其实，这意思我十年前就说了。在《“兼容并包”的大学理念》（1998）中，我曾这样谈论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：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，因此，专家易得，通才难求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，需要的恰好是“通才”而非“专家”。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美术、音乐、政治、伦理、教育等，而且全都具备“高等常识”，你不能不佩服。这样的大学校长，方才配谈“兼容并包”。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，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，所谓“识鉴”，所谓“气度”，均以此为基础。
三年前，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之邀，我撰写《为大学校长“正名”》（2004），谈及大学校长的诸多标准，其中第二点是“有专业，能超越”。具体论述如下：毫无疑问，大学校长的工作有其特殊性，并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做。大学校长不该是纯粹的行政官员，而应是著名学者，这点学界内外均无争议。问题在于，对于“学者”之是否“著名”，言人人殊。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，倾向于将“院士”作为主要指标。这样一来，出现了一个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观——目前中国，绝大部分综合大学的校长均为理工科教授。理由很简单：人文及社会科学不设院士。这个偏差实在太明显了，相信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解决的办法。
我想质疑的是：选择大学校长，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领域的“顶尖学者”。在我看来，如果真的是第一流的大学者，不该委以校长重任——让其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，对国家、对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。其次，大学者不见得就能管好大学。我担忧的不是其行政经验（那是可以培养训练的），而是平日里特立独行（作为学者，那是美德；如果不是这样，很难成其“大”），一旦转化为权力很大的管理者，是否会变得刚愎自用？
还有，长期从事“高精尖”的专业研究，有所见也有所蔽，出任大学校长，能否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，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？在我的印象中，所谓的“顶尖学者”，大多对自家从事的专业极端自负，而对其他学科的价值及进展缺乏起码的了解，甚至不无偏见。就因为出任校长，必须一碗水端平，如此“委曲求全”，对人对己都很失当。在那篇文章中，我同样提及，大学校长最好是“通才”，而非“专家”：“回首民国年间诸多有所作为的大学校长，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蒋梦麟、清华校长梅贻琦、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、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、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、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、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等，都是有专业，而又并非第一流学者。“其实，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好伯乐，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。既当校长，又抢课题，还带了不少研究生，这种‘革命生产两不误’的做法，我颇为怀疑。不是你当校长不够尽心，就是你的研究只是挂名——谁都明白，做好这两件事，都必须全身心投入，你一天又不可能变出四十八小时。与目前的流行思路相反，我以为，国家根本就不该给大学校长重大科研项目。”
至于谁的学问一流、谁的学问二流，有时是见仁见智，或只可意会难以言传。既不必对号入座，也不好强做分辨，说到底，只是为了说明“大学管理”不同于“专业研究”，各有各的努力方向。而且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我谈这个问题，暗含李方桂的故事。
被誉为“非汉语语言学之父”的李方桂，曾拒绝出任中央研究院拟设的民族研究所所长，理由是：“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，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，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。”据说前去说项的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听后，并没发火，而是作一长揖，边退边说：“谢谢先生，我是三等人才。”作为后来者，我们能理解李、傅二君各自立场的差异，但又承认，二人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极为难得的“第一等人才”。
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，不该让第一流学者当校长，既是希望社会及政府尊重学问，也是意识到今天中国大学问题的复杂性，远非“学问中人”所能理解、所能驾驭。不要说“世上已无蔡元培”，即便蔡先生再世，也都可能回天乏力。热门阅读推荐（点击下方链接查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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